清华国学研究院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八十年前，清华学校成立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导师，号称“国学研究院”。国学院建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名师荟萃、人才辈出，且正值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之际，因而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产生了相当影响。不久前，清华大学历史系召开“清华国

　　葛兆光（清华大学历史系）：

很高兴请大家到这里来，一起纪念清华学校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其实，纪念清华研究院过去的历史，讨论那个时代的中国学术史，也是对现在中国学术的一种反省。

闲话少说，现在就请大家发表各自的高见。

　　王邦维（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

国学研究院的研究应该是中西贯通的，像陈寅恪就可能有这个想法，很明显的，他最早是想把西方所谓的“东方学”介绍进来。所以，他早期的课程和研究思路，是围绕着这方面的。这也可以从他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购买的图书以及他个人的藏书中看出来。他的目的就是“东西交融”、“东西结合”。我们今天研究清华国学研究院，必须从这方面去做努力。当然，还要有学科的交流。清华、北大还有其他学校的一些老师经常交流，蓝旗营就是大家经常聚会的地方。希望清华人文学院或者历史系能够创造某种形式，把大家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样能使大家更加了解。

顺便说一句，关于国学研究院的名字，有人说按原来的名称叫“清华学校研究院”，有人说按约定俗成叫“国学研究院”，“国学”其实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如果原来有这个名称，把它继承下来，如果没有，倒不一定要恢复。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

讲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其实，北大也有研究院，而且办在前头。无论北大还是清华，都是想先办文科，再办理科。因为办文科需要的钱少，社会科学又没那么多人才，干脆就先办国学吧。北大办研究所是这样，清华也是这个思路，１９２０年代，在整理国故思潮下，一下子冒出六七个国学研究院（所），这很值得注意。只是别的国学研究院（所），没有清华办的那么成功。我关注的问题是，谈清华国学研究院时，经常会提到“四大导师”，或者六个导师。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即关注国学院的学生。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建立，一开始是跟着北大来的。可现在说起来，没人关注起步在前的北大文科研究所。清华才办了四年多的国学研究院，也就那么几个导师，为什么后来居上，名气远远超过北大？我想反省这个问题。

１９１８年北大就开始拟设研究生课程性质的各门研究所，可正式招生是在１９２２年。跟清华相比，有两个不一样的地方，这可能决定了以后的不同走向。一是北大基本上是以原有的教师来兼导师，原有的学生进入研究所课程。清华不一样，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学术机构，然后面向全国招生。客观原因是，当时清华并没有自己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另一个不一样，北大经费远远不如清华，老师是兼职的，学生数量也很少。清华第一届录取了３３人，实际到校也有２９个；四届学生，总共毕业了７４人。

我关注的是，大约同一时期，北大和清华的研究生，他们在干什么？新文化运动中，北大国文门学生很活跃，先后办了《新潮》《国故》以及《国民》，主要贡献是文化启蒙，还有走向社会，参与实际政治；学术上成绩不是很大。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办刊物，一个是《实学月刊》，一个是《国学月报》，还有他们在《学衡》、《国学论丛》上发文章，基本上是学术论文。北大是有《国故月刊》，办起来了，但被批下去了；要说国学，成绩不如清华。

有两本小书，给我印象很深。一是在周丰一（周作人的儿子）那里看到的北大文科毕业生的纪念册；早年的大学生毕业的时候，纪念册做得很认真。另一个是《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后一本小书，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材料，即当时清华研究院的同学在想什么、做什么。那纪念册由吴其昌具体负责编，每人一页，照片外加自述或小传，印刷精美，内容也很有意思。现在，夏晓虹和吴其昌的女儿吴令华合作，为《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做补编，追踪那些学生日后都做了些什么。我想，这四大导师日后之成为“神话”，与这一批同学的努力有很大关系。请注意，如果你看过《国学月报》《国学论丛》上纪念王国维先生的专号，你会了解，日后关于王国维的不少传说，还有其学术史上的定位等，最初都是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在讲。换句话说，清华国学院的神话，很大程度上与清华国学院学生对自家学术传统的建构有关。不是说他们夸大其辞，而是说借助于讲述师长们的经验，凝聚共识，逐步建立了这么一个所谓的“清华学派”。那么，北大有没有这种经验，比如说形成了“北大学派”？想了大半天，北大办文科研究所，在制度建设方面有贡献，但很难说已成为一个学派。第一是教授们独立性很强，工作比较分散；第二是学生们毕业后各自发展，没办法抱成一团。用某某级“北大同学录”来构建学术史，很难成功。而几年前，我们编那套“追忆学者丛书”，追忆王国维、追忆梁启超时，用的材料，很多是来自清华国学院学生们写的追忆文章，那些文章除了写导师的风采，也写自己对清华传统的理解。因此，这条线我们看得很清楚。

所以，谈五四，不能只表彰教授们的贡献，还得关注学生的作为；既然是“青年运动”，学生们的感觉很重要。同样道理，我们除了关注清华国学院声名显赫的几位导师之外，还要思考，那些英姿勃发的学生们，到底为清华传统做了些什么。在这样的基础上，回过头来，我们才能建立比较切实可信的学术史。

秦 晖（清华大学历史系）：

很惭愧，平原兄虽然是北大的教授，但是对清华国学院的学术史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我虽然在清华呆了十几年，四大导师的书也读过几本，但是在各位面前我就不想冒充学术史的权威了。我只想说，我们现在要发扬国学研究院的学术传统，开创清华学术研究的新局面，然而，学术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多少见解。我认为所谓学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不管是什么学科，主要的要素是两点，一个是实证，一个是逻辑上的自洽。这两个也是清华国学院的大师们所坚持的。清华国学院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一方面和清华导师们的国学底子很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我国乾嘉学派的考据学逻辑，以及近代西学的逻辑思辨有很大关系。清华当时也是一个逻辑学重镇，金岳霖等都是大师。我觉得只要有实证基础，后面的推论具有逻辑的严谨性，那么它就是一门学问。

刚才平原兄讲到，两校的学者有不同的选择，有些学者可能走向社会，有些学者守在书斋，这都无所谓价值上的优劣褒贬。只要有实证材料，逻辑上严谨，就有它的学术生命力。中国学术的一个主要缺陷，恐怕不在于材料不够多，更重要的是很多人根据材料推出来的论证在逻辑上很不严谨，甚至完全悖谬。我自己的东西，很多是有感而发，无非是兴趣的来源，是很自然的。有感而发不是学问，重要的是“有据而论”，就是说你不能搞影射史学，不能用价值观先行“创造”事实。有据而论是否也有价值先行的问题？没有一个历史学者敢说自己是完全中立的。不过我想，在实证问题上，至少“追求价值中立”是需要的。如果连这种追求都没有，搞所谓的影射史学，那是很成问题的。在一个健全的学术环境下，只要坚持开放、自由、多元的原则，即使你有你的偏见，我有我的偏见，追求一种“深刻的片面性”或者说是“片面的深刻性”，但只要不是有意识的歪曲事实，就能推动学术的发展。

李伯重（清华大学历史系）：

秦晖教授的所谓“有感而发”，就是不用报什么国家课题，什么国际前沿等，不用讲那么多。因为所谓的“国际前沿”是什么，也不见得能下什么定义。另外，中国学界一方面闹得轰轰烈烈，一方面看待国外的学术总是抱着自卑的心理。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能够被国内外学者看重的东西？一些人有时候自己把自己吹上天，见到洋人又自己把自己贬到地下去了。很矛盾。从这个角度，我想谈一下在清华国学院成立前后，清华的史学和所谓国际前沿之间的关系。

什么叫国际前沿很难说，但至少应是国际的主流史学的最新进展。进展不是一个具体问题的进展，或发现了一批材料，而主要是研究方法上取得的最新进展。从这个角度，可以先看看清华国学院成立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当时所谓的“国际前沿”是什么。从鲁宾孙的《新史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关注的问题，他所倡导的方法和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关注的问题和所倡导的方法，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是不是受到鲁宾孙的影响（当然鲁宾孙的东西发表在梁启超以后），我们也不能判定。作为国学院的导师，他们有一个学术群体，有一些个人不同经历，但他们有一些共同之处，这些共识和鲁宾孙所描述的最新进展有些地方是相当一致的。特别在方法上，鲁宾孙那本书的最大特点是要破，破旧史学，立新史学。那么，什么新史学从方法论上来说最重要呢？是史学社会科学化。怎么样使史学社会科学化？就是引入其他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方面来说，无论梁启超还是王国维、陈寅恪，都引入了其他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这是传统史学的一个革命。在这个路子上，与鲁宾孙的“新史学”不同的一点是，鲁宾孙对西方的所谓“旧史学”基本上是破的态度，所批判的史学还包括兰克的史学，而兰克的史学今天来看是一种很科学的研究方法。鲁宾孙对他的新史学之外的遗产都采取否定的态度，而清华这批学者对此前中国的传统文化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对乾嘉学派，基本持肯定态度。虽然梁启超早年说得比较过火，但是他晚期的作品中对这方面也比较肯定。在这方面，清华学者们的前沿程度还比较全面，不像鲁宾孙那么片面。这是更高了一步。

国学研究院结束以后，这两方面结合的程度应该是达到了更好的水平，培养出后来一些很成功的历史学家。我特别说明一点，因为我不搞学术史，也不搞近现代史，这些只是我的一些感受。我在文章中特别引用罗志田教授的对钱穆等人的分析，虽然这些学者跟清华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何炳棣所总结的三个并重――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并重，历史学中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并重，中国历史中考据和综合并重――在国学院有了一定影响后，越来越扩大。钱穆等人其实没有留学的背景，但是他们的研究方法和乾嘉学派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种“国际前沿”的高度，对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影响深刻。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

刚才平原兄说到北大的情况，其实北大国学没有那么惨。不是还有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几乎人人都要引用的嘛。北大的文科研究所比清华国学院办的时间长得多，一直办到四十年代末；长期由傅斯年主持，培养了许多优秀学者。按照何炳棣的意思，李伯重主任所说的“清华学派”基本上是没有的。在我记忆里，“清华学派”这个说法不到十年吧。而且他们也并不认为自己属于一派。（陈平原：这个说法最早出现在王瑶先生的文章，王瑶的文章又是从冯友兰那句话里引证出来。）冯友兰想说的学派，一定不是我们今天要纪念的，而是何炳棣所说的那个。后来的历史学系完全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教外国史，教世界史。你看，一个东西我们完全可以有不一样的记忆。

更有意思的是，按照印发的张岂之先生的发言，我们认为的那四个导师其实是讲师。这倒是值得大家研讨一下，因为在记忆中我们从来都是把导师和讲师分别开来的。而且自从清华不办文科之后，似比原来“势利”了。我前几天看电视，讲清华的一个有名的老师叫陈丹青，他不干了。采访他时他拿出一张他以前画的国学院的画，画了５个人，不是导师的讲师――唯一的一个“特别讲师”李济就不在上面，反倒是把吴宓画上去了。陈丹青在采访中说他从来不知道有国学院这个事物，我猜一定是有清华的同志提供信息给他。所以你看，自从不办文科以后，大家比较势利，主任官比较大，就弄上去了；讲师官比较小，就删掉了。我帮他查了一下资料，１９２５年研究院国学部的排名，主任是排在助教之后的，所以决没有资格上那个画。而且我特别要为李济说一点话，为什么？不要以为他拿讲师是资格不够，那是因为他从洋人那里每月另拿了３００块，所以清华只给他１００块，加起来４００，叫作“特别讲师”，跟所有的讲师（张先生叫作讲师，其实就是导师，按照吴宓的记载应该是教授）是一样的，是一个级别的，只不过李济相当于“双聘”。李济比研究院主任吴宓整整多拿１００块。论资格，当年清华的排名顺序，主任就排到最后。按拿钱来说，少拿１００块，那时候不得了啊。所以记忆应该修改一下。陈丹青老师应该是上了别人的当，而上谁的当，有待考证。吴宓自己在日记里说：我这几年管理行政，没怎么上课，学生们都不尊敬我，我现在巴不得去上课，让学生来信服我。

陈平原：

北大的校史上也有这个问题，说到鲁迅的时候是讲师，而其他几个是教授，原因也是你说的这样。因为鲁迅在教育部拿了钱，凡是兼职的全部是讲师。

罗志田：

我们再来看清华学派当年怎么个“学派”法。李济从西阴村考古回来带了些东西，王国维就和他讨论。我们今天谈到王国维都说“二重证据法”，可是王国维跟李济说：你这陶器分类不对，应该按《宣和博古图》来分类，怎么按层位、类型等？既然这样，这个学派是个什么学派？到底是按《宣和博古图》还是按层位等？所以李济后来在纪念董作宾的时候，很婉转的暗指董作宾比王国维还要在行一点。那个时候学术认知的差距很大，那谁代表清华学派？而且那时候眼光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的学生虽然不找领导当老师，但是绝大部分找梁启超，其次找王国维。第一年陈寅恪没来，后来来了学生也很少。李济、赵元任也是。后来被傅斯年看上的人，学生们都看不上。所以说清华学派的问题还需要再考证。

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我们今天纪念清华国学院的意义在于我们今天能从那里获得什么经验教训，于我们今天的学术有益。在我来看，能把今天和清华国学研究院联系起来的有三条联想。

第一条，可以把国学院的存在与乱世、盛世联想到一起。究竟怎么判断民国初的时世？按照通行的大历史观，当时也许该是“乱世”吧？还有个说法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后来就是抗战，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对学术不是个好环境。但就是这个时候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从体制到学科的奠基时期，有了清华国学院和“四大导师”，有了北大的国学门和许多新兴学科，还有像顾颉刚、傅斯年等等有思想、也有组织能力的人。他们不仅在北京，也跑到广州、厦门等地。现在那里的大学和一些学科的建基还要从那时开始算。在那样的环境中，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都起来了，社会调查轰轰烈烈，那时提出的问题到今天还在回答。春秋战国之际、魏晋时期、明清之际大概也算“乱世”吧？那时也是中国学术最有创见、最有活力的时期，出了一大群文化名人。历史上标榜的“盛世”，当然也可以举出好多在学术思想上也很繁盛的例子，但往往不是挑战性的，而是规范性的，在某种时代背景下，“大一统学术”是非常盛行的。所谓“乱世”就是旧的秩序被打破了，新的秩序还在建立中，逼着人们去思考，有“兴灭继绝”的责任。有的人是旧学，有的人是新学，有的是新旧兼而有之，于是丰富多彩。到这个时候，第一次出现了学术体制，大学呀，研究院呀，以前没有，把这些各种各样的人装到里面，“四大导师”才不是分散的个体户。所以世道虽乱，但不等于思想和学术活力也泯灭了。

第二条是从清华国学院联想到《陋室铭》这篇文章。那文章里讲到山水与“神灵”的关系。在我们今天看来，究竟是国学院重要还是国学院的大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纪念国学院，是否实际上是纪念那几位大师？从表面上看，好像国学院建立了，把这几个人招进来了，他们好像也没有不愿意，非要做个体户。这些人对西方的学术研究体制并不陌生，尤其是陈寅恪。但是后来院改系以后，这几位老先生又跑掉了。他们为什么不干了？是他们的人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王国维死了除外，还有的就被聘到中央研究院去了，他们似乎很喜欢类似研究院的地方，而不喜欢像培养大学本科生的“系”这种地方。也许他们觉得研究院的氛围比较适合他们的口味，比较能够保持“独立人格”？我没有研究，不敢妄言，但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国外有些大学是以研究院为主的，有些大学则是以大学院（教学）为主的，我们现在的“研究型大学”照样教课教得累死，还能做研究吗？不是说教学不重要，而是说可以有些分工，有些大师就是要做一个所谓“研究院”（或者书院），把他们“养”起来。现在清华大学纪念国学院，人民大学也要建立国学院，叫什么院没关系，关键得是这样一个所在，得有这样一个氛围，否则大师还是会跑掉，纪念国学院也就会像清明节扫墓，变成例行公事，想想当年曾有过那么厉害的祖先，然后就算了。

第三条是从国学院想到这些年经常到乡下去看的庙或祠堂。洋人学者有个说法，中国的神灵世界由神、鬼和祖先三类构成，挺有道理。所谓神是由那些有野心的人做出来的，祖先则是被需要他们的子孙做出来的，而鬼是没人理的孤魂野鬼，横死暴毙，还没有后代。那些“有祖先”的人在地方上就厉害得不得了，没有祖先的、讲不清族源的就惨了，那就是当地的边缘人、贱民、弱势群体。反过来说，那些供在庙里的，如果他们有子孙，就变成祖先了；有地位的或者当了官的，基本变成神了；而什么都没有的，就变成鬼了。成为祖先或成为神的，就被搞成偶像，让那些利用他们的人觉得“敬神如神在”。所以说，供在这些庙里的偶像，对于他们的子孙或者说给他们烧香的人来说，更为重要。一个人死了，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究竟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除了他们生前的作为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后代子孙的价值如何，对他们的价值大就重于泰山，反之就轻于鸿毛。我们得想清楚，老百姓纪念庙或者祠堂是没什么意思的，他们为了祭祀里面的祖先或者神才来修庙修祠堂的，然后要想清楚，对于清华国学院这几位尊神或者祖先，现在的人究竟想把他们当作什么，怎么用。其实这几位在清华也没有什么子孙的了，庙或祠堂也是拆了的，类似孤魂野鬼。不过这也没有关系，很多地方的人记不得自己有拿得出手的祖先或神的，就通过“联宗”或者“分香”等等办法，认一个祖先或编一个族谱，迎回一个神或修一座庙，然后就有了合法性，何况清华本来就有渊源的呢？

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

清华当初办国学研究院还是有自己的宗旨的。从他们的各种讲话、要旨，更重要的是从他们实际所做的能看得出来。确实他们有所谓“中西打通”的想法。清华现在自己把自己的学派定位为“古今中西”，就是这个缘故。从背景上看主要有两点。一是五四以后的背景，打倒孔家店，对旧学否定过了头，激起了反弹，整理国故成为一股潮流。二是一战以后，整个西方对东方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知道从启蒙时代后期，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都把中国讲得一无是处。一战以后西方发现他们的文化需要东方的和谐的文化――所谓“东方智慧”来弥补。西方始终把东方文化看作一个对立面。到今天也是这样。最明显的例子是梁启超作为中国民间代表团成员去参加巴黎和会的时候，在巴黎附近的一个林子里，在没有壁炉的屋子里，写了《欧游心影录》。他回来以后，思想就发生变化了，说我们不要自暴自弃，大洋彼岸还有很多人等着我们去超度呢。那个时候主张重新评价在十九世纪被极度贬低了的中国文化、主张借鉴东方智慧的西方学者比较多，出了许多书赞美中国文化，谈论启蒙时代浪漫的中欧文化关系。梁启超受到了感染，这种主张也传到中国来了。那个时期学衡派的组织人物大多数是留学欧美的。即使像辜鸿铭这样一些人，不能认为就都是顽固派，他们实际是感受到了西方的变化。我认为那个时代中国人也是比较崇洋的，这个问题也反映了他们的“崇洋”。西方人的转向影响到他们对自己文化的定位，对自己文化的信心。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需要考虑这个大背景。

在这个背景下，清华国学院的学术研究一开始就有不同于旧学的宗旨，倡导要用新的方法来研究传统的学问。不仅梁启超鼓吹这个，王国维也讲过：“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有兴者。”赵元任是哈佛毕业的，陈寅恪一直游学欧美，他们想引入西学来改造旧学自不待言，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办学的形式上坚持中国的传统。所以，从清华研究院的办学方式看，似乎在模仿旧日书院的做法。我没有去翻检很多材料来证明当事人的此种想法是否很明晰，但是，开学那天最后的演讲，是梁启超讲“中国旧日之书院”。我想他们在那时候是有办成旧式书院这个意识的。吴宓虽然熟知西方在本科以后有研究生教育的体制，但是他与清华当局的争论却是反对把研究院办成“大学院”（西式研究生教育）。梁启超没有这种教育背景，也许他的书院情结更浓厚。不管有没有留洋背景，他们“用西学来治中学”是共同的。１９２９年以后钱端升完全按西方体制来要求这个研究院，说它中不中西不西，就是完全没有领会当初办这个研究院的意图。

清华诸公的折中中西的追求其实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思想理路。这就是陈寅恪总结的那三句话：“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也就是说在学术研究中要做到考古与文献资料的互相释证；中文与外文资料的互相补证；西方理论、概念与本国历史记载的互相参证。这几点其实都离不开“中”与“西”，清华国学院诸公不仅实践和总结出了这些方法，而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者。“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王国维运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周历史就是如此（当然，他未必对西方科学考古学在行），近代考古学及其与历史学研究的结合，包括对战国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等等，都应该属于这种研究方法的发展和升华。“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陈寅恪运用梵文等资料研究中国佛教等，是其中的佼佼者；张星?编纂《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等都是这个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发扬光大。“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如果说前两条主要表现为史料范围的扩大，那么这第三条就表现为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和更新。因为，域外文献利用与现代考古学方法的引进和地下资料的发现，固然与西方学术的影响难解难分，但是，只有外来观念，即理论、范式、概念的引进并用之于解释传统史料，才导致了近代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根本特征。王国维的宋元戏曲研究、梁启超的历史研究和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应该属于此等范畴。当然，那个时代的所谓“西”，未必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那个“西”，也许是东洋甚或俄苏贩运来的走了样的“西学”。

所以，我说清华办国学研究院的办学宗旨，反映了在一战后以及中国五四后，既要重建本土文化又要引进西学方法的追求，体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基本趋势。但学生最后是不是都照这个宗旨做了呢？从他们做的那些题目看，似乎是很少做到。原因是因为清华国学院所招的学生不拘学历，只看学力，生源大部分不是新式学校出来的，这也是钱端升攻击他们的理由。既然是要治“国学”，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有一定的旧学功底。尽管老师有借西入中的想法，学生未必能够响应。比如陈寅恪，他确实学生很少，因为他那套学问，没有人能听懂。其实王国维、梁启超的学生最多，因为他俩的那套恰恰适合那些学生的知识基础。所以说，要做到引西学治国学并不容易，于是，我们看到从清华国学院走出来的学生似乎搞旧式学问更拿手，其原因就在于此。

　　汪 晖（清华大学中文系）：

刚才张国刚提到《欧游心影录》的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梁启超讲《欧游心影录》，他接受的是当时的西方思想，提到的是柏格森等人，但是，真正做学术研究走的是另外一路，比较讲究科学方法。国学研究院一方面讲国学，现在说“国学”确实有旧学的意思，但是那代人一定程度上也是将其看作新学来做的。另一方面是引入基本上在十九世纪西方逐渐形成的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科学以及历史语言学的路子。他们把西方的这套方法接到中国的传统思想里面，这是一个最大的贡献。

现在我们也做国学，但很难做出这样的意义。除了学问的高低水准外，也有一个时代潮流的原因在里面。十九世纪基本上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要创造出一个新的历史知识，在那个时代的一个国家里，给一个很小的考证赋予这样的意义，不是一个学者能决定的，这需要特别的知识氛围。比如黑格尔当年读到历史语言学的时候，发现欧洲语言和印度语言的联系，兴奋得不得了，所以他在《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里，就将这整个一套变成他重构世界史的构架。在那个时代，新的世界史观和民族史观刚刚形成，任何一个微小的发现，马上都会被连接到问题里面去，这样才能变成他们那一代人的学术。这和我们现在完全在一个专业化的研究领域里，或多或少有不一样的意义。即使我们完全沿着他的路子做，含义也是完全不同的。从这个角度给我们的启示是学术和整个历史变迁之间的特殊关系。如果我们现在重新继承这个传统，那么在当代的学术语境里，我们该怎么看它，怎么看它跟它的时代的关系？还有，我们要继承它，那在当代的社会又应该是怎么继承法？我刚才还想问，１９２５年成立这几个部的时候，清华这些留美预备生被批“满脑子科学，不知道文化的问题”，这跟当时的背景到底有没有关系？再一个就是当时是学制改革的时期，当然主要不是大学改革。到底还有些什么背景？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系）：

我参加过十年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七十周年纪念会。这两次会不太一样。那时候说的一些话题，今天不再被提起。今天讨论的话题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时代的问题，也有我们今天的问题。我没有事先想清楚，在今天听了诸位的发言以后，有两方面的感想。

一是刚才说清华学派有没有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记忆，但这个记忆有价值。刚开始可能没有。陈寅恪这些年的热闹，很大程度也是由于后来的附上去的东西。当时最耀眼的，可能是梁启超和王国维，而不是陈寅恪。所以我想，虽然有些意义是后人赋予的，但是清华这几个人凑在一起，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的。请导师的四条标准里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跟西方的学术有关系，同时中国的学问又很扎实。这几个人里，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国维和陈寅恪，慢慢被人看做一种“国学”。今天我们的学术，没有这种超水平的学者，比较散，没有一个学派。现在要建“清华学派”，我想并不那么容易。现在各位各有不同的方向，可能将来慢慢会成为一个学派。我想学派是应该有的。

第二是现在国学受到质疑。为什么质疑？因为从办学本身，并不是非要国学不可。今天我们“国学研究院”的认定也不是很准确的。为什么我们这么认定？恐怕是由于王国维和陈寅恪，特别是王国维赋予我们的印象很深，同时由于我们对他们两人的误读。其实他们两人并不完全是“国学”学者，尤其是陈寅恪，他没在国内念几天书。陈寅恪当初写的《敦煌劫余录》序，就像一个学术宣言一样，“新材料、新问题、新潮流”，实际上是提出要把新材料镶嵌到学术的新潮流里面，用的是“世界学术”。我觉得现在纪念清华国学院，应该跳出来看民族主义的国学。整个学术界如果打通，像日本那样很注意自己办西文杂志，把自己的学术推向世界层面。应该有一个从民族主义走出来，走向世界主义的学术。

汪 晖：

民族主义和世界化的问题，在那个时代没那么对立。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就是民族主义的知识，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对那个时候他们用的方法，现在有很多重新思考。这一点值得再考虑。

蔡乐苏（清华大学历史系）：

何炳棣教授的信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清华的史学传统。陈寅恪写王观堂纪念碑文后面并不是署的国学研究院。我们现在要研究国学，可能先要研究“国学学”。国学学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思潮，清华也确实是在这个文化思潮中起来的。至于说有没有清华学派，当年何兆武先生给徐葆耕老师的书写了一篇序文，写得很委婉，意思是现在不一定要立什么派，而且现在立个派，容易得罪人，也不符合学术本身的精神，学术是“天下公器”。实际上，我觉得清华并不是有什么独特的传统，而是对自己的传统有一些自觉。比如说“中西会通”，实际上中西是很难通的，中西会通很空洞，但是清华从王国维、陈寅恪的学术经历来看，特别是清华的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后，清华的文史方面对“会通”有一个比较深厚的记忆，这是积淀的结果，不是某一个阶段的。当时国学院积淀的时间很短，而且国学院培养的学生，他们名气虽然很大，但是光凭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完整的学术传统的记忆。应该说，清华有很大的进步是在１９２９年北伐成功以后，罗家伦来当校长时。罗家伦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按照科学民主的精神来办清华，将北大精神引入清华。罗家伦引进了一批教授，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的都有。历史学引进的教授就是蒋廷黻，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蒋廷黻是何许人了。实际上，清华史学传统非常重要的积淀是比较自觉地贯彻了何炳棣先生讲的三大结合。我们考察蒋廷黻和清华史学的传统，简要归纳就是重视三多：一是多语言。清华后来培养的学生都有四门五门语言，在国学院的时候还没有这个传统。二是多学科。这是蒋廷黻非常自觉的一种提倡。必须要在四年里每年级都选外系的课程。三是多国档案。比如俄罗斯档案，其实他对俄罗斯不是很满意，但为了搞清楚俄罗斯在东北的档案，他就花了很多力气，凡涉及到中国的档案他都非常重视。他当了五年系主任，把原来国学院的一些好的传统，加上当时的新史学，制度化，成为一种规则。所以，要认识清华的传统，实际上是认识这个积淀的过程，要具体认识，不能空谈。

龚鹏程（台湾佛光大学）：

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谈当时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现在重新来看清华国学研究院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的关系，很多感慨。当年成立国学研究院的主要推动者是胡适。包括几位导师的介绍和联系，他都出了很多力量，也提供了很多意见。胡适本人跟陈寅恪等人的私人关系也非常好。北大先办了国学研究院，五四运动以后，研究院可以看作是五四运动提出对传统的破坏的力量之后的一个修正。这个修正对于中国传统学术做了一个更系统的整理。也许可以这样来看，我们一般主要注意导师们，但是主持人吴宓实际上长期在编《学衡》。一般都认为《学衡》是在东南大学创办，但实际上所有的稿件都是吴宓在清华这边负责。文化上不那么激进的态度，可能刚好显示了在五四运动后一个比较温和的对传统的态度。现在来看清华国学研究院，大家都会觉得过去的历史非常辉煌，但是仔细一看，会觉得它是一个令人喟叹的历史。怎么说呢？它的时间非常短，前后只有四年，四年里真正好好办的，大概只有两年。因为过了两年，王国维死了，梁启超离开了。剩下的主要就是陈寅恪，他当时在国学研究院里面时间很短，主要开设的课程是佛经翻译和梵文文法以及西方的东方学目录等课程。这时期的陈寅恪基本上没什么论著。他的所有的隋唐史、中古史的论文，都是国学研究院结束后写的。现在我们看，当然会把王国维、陈寅恪的毕生的研究放到国学研究院的光环上。可实际上就那个时候来看，他们的学术成果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大。那么，国学研究院令人感叹的是什么呢？是正式代表一个通人的学问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原来中国传统学术是通人的学问，由于西方学科制度的缘故，通人时代没有了，学术走上了一个分科的途径。西方式的学术分科成为学术的主流。后面的清华历史系走的路子并不是前面的国学研究院的路子。完全不一样。国学研究院代表了传统通人时代的结束。

国学研究院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在于四大导师。导师恰好不是强调学术，而是强调中国书院的传统和剑桥、牛津的导师制。其重点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这几个老师在当时有很多时间来带着学生来读书。导师的精神在现代学术领域逐渐消失了。我们现在强调一个好教授每年应写多少论文、专著，不强调老师跟学生的亲密关系。

再有就是强调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专才。这跟我们后来的大学很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大学基本上培养的是职业性人才，不是培养以学术为事业的人。这个以人为主的，由导师的人格、精神带起来的传统实际上消失了。当然，我们可以说清华有人文传统，后来的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也都出了很多人，但是很快传统被切断了。这几年虽然恢复了，但是外界看清华还是认为它是一个工科的学校。不论是资源的分配、学校的定位还是学校的管理系统，人文精神都不那么强。国学研究院的消失，提供给我们很多反省的机会。从学术上来看，清华国学院体现的还是实证史学的路数。语言研究加上考证，结合在一起，其中有传统的乾嘉考据的风气，但我觉得影响更大的是西方当时的东方学。不过，当时陈寅恪在这边带出来的学生，在佛教史、西北史地或者中古史方面做的人反而并不多，像王力、高亨等人都不是在这个领域。从学术上看，当时国学研究院的学风到底起了什么具体的影响，还要再分析。我们今天重新来看，一方面看到它对我们的启发和值得反省之处，另一方面，对我们学问的开展，可以有一些预见。

葛兆光：

我不是在作总结，而是在讲感想。

第一个感想就是，清华当年的研究院仅仅四年，几个老师，七十几个学生，之所以能够非常辉煌，我想有一点是我们必须理解的，就是“形势比人强”。刚才有很多朋友说到清华研究院的四大导师（再加上李济），最黄金的时段和他们最杰出的成果可能不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但是他们带着这些成果，带着这些成果所带来的声誉在清华研究院，跟当时中国最好的一批学者共同创造了学术的黄金时代，成为我们现在的历史记忆。关于这一点，我想可能有三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第一，那个时候来自东洋和西洋的理论和方法刚刚好“发酵”，有些理论来的时间可能会早一点，但是真正“发酵”并被使用实际上是有一个时间差的。我想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尤其是１９２５～１９２９年，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发酵时期；第二，我们必须得注意，实际上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够铸就那个时代的辉煌，跟当时的新发现有很重要的关系。陈寅恪、王国维、包括梁启超，也包括赵元任和李济，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四大发现或五大发现，即甲骨、敦煌、简帛、档案这一类东西的发现，如果没有这些发现，当时的研究院也不会那么辉煌，成果也不会迅速站在时代的前列；还有第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１９２５～１９２９年是中国的学术立场发生微妙转变的时候，比如，当时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争论，及朱希祖跟陈寅恪关于唐朝王室的先世是胡人还是汉姓的争论，背后其实有一个立场的，那就是中国当时的学者，实际上是试图用进入国际学术界的方法，反过来站在中国的学术立场上，凸显中国学术的存在和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立场。这可能是很重要的。正是因为有以上三个原因，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才有可能成为那么辉煌的一段历史。

第二个感想，在清华取消文科几十年以后，清华重新建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再次重新纪念，或者说反复纪念清华学校研究院，其实有特别的意义，什么意义？我就不多说了，至少我想是一个反弹。从更大的历史角度看，我总觉得，在我们纪念清华研究院变成了很热门的话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实际上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现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有很多具体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在谈论那个时段的学术史的时候，奇怪的不是谈学术本身，谈论的最多的是陈寅恪在王观堂纪念碑中讲到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个话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背景中被提出来的，它在另一个特殊政治背景下，变成了一种象征，所以也带动了清华研究院成为了一个象征。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学术史热，要反思这半个世纪的学术，于是产生一种希望与二三十年代接轨的意愿，因为现在看来，那个时代是中国学术大转型，也是大发展的时代，新问题、新材料和新思路，使中国学术一下子就站在前沿，开出很多研究课题，提出很多范式，所以至今人们常常要追溯到那个时代。我想，当时的四大导师之所以能够一步就站在学术前沿，之所以给人感觉当时的天才成群结队的来，就是这个原因，而我们现在天才一个也不来，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学术有了问题，当然也是当学术开始自觉反省的时候，就有了这种在回忆中重新检讨的意思，这就导致了学术史热，也导致了清华这一段历史的热。

第三个感想，是大学制度的问题，一个仅仅存在了四年的研究院，让人感受到那个时候大学制度的自由和宽容，刚才有人说到现在的审批、经费、评奖和填表，这种看上去很健全和很严格的制度，能不能生出好的学术研究和知识教育气氛？不说最让时人关注的经费之类，就说聘教授、招学生、设置课程、批改论文，那个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多数字化管理，也没有那么多表格要填，但是，一切却都很好，吴宓当外文系教授，但在研究院只是兼主任，也没有看见他有多少助手、秘书，可是一切也照样正常，让一个六个老师办了四年的研究院那么辉煌，还成了学术史上的象征，这不由让人感慨，到底什么样的大学制度是好的制度？恐怕要反省反省了。

我想，清华研究院的四年是一段历史，是八十年前的历史，但当它被发掘出来，成为记忆或者追忆的时候，它就不仅仅是历史了，它的意味是什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这需要大家去进一步诠释。

　　（清华大学历史系研究生袁桔红、贾宇据录音记录整理）